东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为后世中医的楷模
东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为后世中医的楷模
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。在南阳市有医圣祠,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。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,有独特的功效,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、简,直中病情,不像现代中医那样,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,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。
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“辨证论治”的重要医学思想,可以说,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。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,是中医的“正治法”;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,就属于“反治法”。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,相同的症状,不同的治疗方法,如何区别和选择呢?就是要辨证。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,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(望闻问切四诊)和医生的分析(辨证分析)得出证候特点,才能处方。这种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的诊断方法,就是张先师著名的“辨证论治”观点。这种理论的形成,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,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,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——“辨证论治”的原则.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。
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,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“拿手绝活儿”,也就是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,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,因人、因病、因证来选方用药,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,才能做到药到病除。也可以说,整部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,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“纠偏”之书,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“坏症”,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。
同时,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,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,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,只要辨证准确,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。这种方法后人称为“六经辨证”,但“经”绝不同于经络的“经”,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。书中的113首处方,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,被后人称作“经方”,运用得当,常能顿起大病沉疴,因此,《伤寒论》也被称为“医方之祖”。
《伤寒杂病论》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,被后世医家誉为“万世宝典”。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、症状、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,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“六经分类”的辨证施治原则,奠定了理、法、方、药的理论基础。
书中还精选了300多方,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,主治明确。如麻黄汤、桂枝汤、柴胡汤、白虎汤、青龙汤、麻杏石甘汤。这些著名方剂,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,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,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。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。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,说:“为众方之宗、群方之祖”。“如日月之光华,旦而复旦,万古常明”(《中国医籍考》)。
历代有关注释、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。特别是注释、阐发《伤寒论》的著作,竟达三四百种之多。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,对亚洲各国,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。特别是日本,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,直至今天,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。
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、内田、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(浸出剂)中,伤寒方一般也占60%以上(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)。可见《伤寒杂病论》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,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,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。汉代以后,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,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,特别是在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一些国家,影响很大。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,大部分仍是正宗的张仲景经方。张仲景除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外,还写了很多医书,可惜都已失传。
以后的中医医学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,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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